在科举制度成熟的宋金时期，山东沂莒地区的教育呈现出官学兴盛、私学繁荣的独特景象。与当下 “内卷” 的教育生态不同，这一时期的教育体系虽以科举为核心导向，却形成了官学与私学相互补充、人才辈出的良性格局。沂莒地区作为山东教育的翘楚，不仅通过科举向朝廷输送了大批重臣，更孕育了傅氏、张氏等科举世家，其官学与私学的发展脉络，为解开无 “内卷” 时代教育百花齐放的谜题提供了关键样本。

科举导向下的官学振兴：制度革新与人才涌现

官学作为 “养士” 的核心载体，其兴衰与科举制度的变革深度绑定。宋金两朝对科举的重视，直接推动了沂莒地区官学从沉寂走向鼎盛，形成了 “科举促官学、官学哺科举” 的良性循环。

北宋立国之初，为扭转五代战乱带来的人才匮乏局面，统治者对隋唐科举制度进行了系统性革新。与唐代每年仅十人左右的录取规模相比，北宋录取人数大幅提升，开宝三年（970 年）录取人数增至 106 人，太平兴国二年（977 年）更是一次性录取近五百人，此后每年录取人数稳定在数百人规模。殿试制度的确立则构建了 “解试 — 省试 — 殿试” 的三级考试体系，配合 “糊名”“誊录”“锁院” 等规范程序，最大限度减少了徇私舞弊，使科举公平性显著提升。更重要的是，及第士子的待遇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，“状元登第，虽将兵数千万，恢复幽蓟，其荣亦不可及” 的社会认知，激发了各阶层的向学之心，形成了 “农工商贾家，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” 的全民求学热潮。

这种制度革新迅速传导至沂莒地区。宋初因统治者 “重科举、轻学校”，沂莒地区官学仅存一两处，但随着庆历、熙宁、崇宁三次兴学运动的推进，州学、县学陆续建立并完善。入金以后，为 “得汉士抚辑新附”，金朝在占领山东后迅速恢复科举，沂莒地区成为早期推行科举的核心区域。金熙宗、海陵王时期，科举发展为四级考试制度，世宗、章宗时期更是增设宏词科等科目，录取人数从海陵时期的六七十人增至章宗时期的九百余人，东平府也成为山东地区的府试场所。

科举与官学的深度融合，催生了沂莒地区的人才爆发。北宋时期，密州莒县人王子舆官至户部使，傅卞以十六岁之龄举《书》《易》中第，后官至龙图阁学士；金代更涌现出日照张氏家族这一科举奇迹，张莘卿、张暐、张行简、张行信父子四人皆为进士，其中张行简高中状元，张行信官至尚书左丞，家族鼎盛时期 “诸子侄多中第居官，当世未之有也”。这些人才的涌现，不仅彰显了官学教育的成效，更以 “科举起家” 的示范效应，带动了地方教育氛围的升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沂莒地区官学的兴衰与社会稳定高度相关，宋初、宋末、金初、金末的战乱时期，官学多遭破坏，而在仁宗至徽宗、世宗至章宗等稳定阶段则达到鼎盛，印证了 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 的教育发展规律。

灵活补位的私学兴盛：乡先生、家学与教育普惠

尽管官学体系不断完善，但 “州县之学，有司奉诏旨所建也，故或作或辍，不免具文” 的局限性日益凸显。沂莒地区在神宗元丰年间人口已超百万，有限的官学资源难以满足庞大的求学需求，且官学多集中于政治中心，偏远地区学子求学不便。在此背景下，以乡先生讲学、家族办学为核心的私学教育，以其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，构建了覆盖广泛的教育网络。

“乡先生” 作为民间私学的核心力量，在沂莒地区教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宋代的 “乡先生” 已从传统的 “辞官居乡老者” 转变为专业的私学教师，他们或为未登科的士子，或为致仕官员，以讲学为业，成为连接科举与民间教育的桥梁。密州人杨光辅在马耆山 “聚徒讲学三十余年”，学者不远百里从学，州守荐其为太学助教；金代张莘卿中进士前 “以诗赋教授乡里几二十年”，门人子孙登科者达十数人，其长子张行简更成为状元。这些乡先生的教学多以科举为导向，但也兼顾学识传承，齐得一 “善于教授乡里，士大夫子弟不远百里就之肄业”，田述古 “隐居讲诵积二十余年”，不仅传授应试技巧，更深耕《易》《中庸》等经典，形成了 “应试与修学并重” 的教学特色。

家学作为私学的特殊形态，以家族为单位实现了教育的代际传承，成为科举世家形成的核心动力。沂莒地区的傅氏、刘氏、张氏等家族，皆以家学为根基，形成了 “父子相授、叔侄同研” 的教育传统。北宋莒县傅氏家族奠基人傅现虽未考取功名，却重视子弟教育，六个儿子皆通过科举入仕，形成 “一门兄弟叔侄八举人” 的盛况；沂州刘氏家族从刘良佐中绍圣进士开始，金代正隆年间更有刘述、刘造、刘进兄弟三人同登进士，展现了家学的传承力量。这些家族不仅传授知识，更重视道德伦理教育，张氏家族强调 “清正廉明、勤俭持家”，傅氏家族注重 “修身立德”，这种 “德业并重” 的家学理念，使家族子弟在科举之外更具人格魅力，也为家族的长久兴盛奠定了基础。

相较于乡先生讲学和家学的兴盛，沂莒地区的书院教育虽相对滞后，未出现全国性知名书院，但金代张行简创办的张状元书院仍具示范意义。与官学的标准化教学不同，私学教育更具灵活性：乡先生可根据学子资质因材施教，家学能结合家族特点传承专长，书院则为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。这种多元化的私学形态，使教育突破了阶层和地域限制，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寒门学子，皆可通过乡先生讲学或家族传承获得教育机会，避免了教育资源的垄断，这也是当时教育未陷入 “内卷” 的重要原因。

教育繁荣的底层逻辑与当代启示

宋金沂莒地区教育的百花齐放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制度设计、社会需求与文化传承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科举制度提供了清晰的人才上升通道，却未陷入 “唯分数论” 的极端，官学的 “养士” 与科举的 “选士” 形成互补；私学以其灵活性填补了官学空白，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普惠；而世家大族的示范效应、地方官员的推动（如苏轼知密州时提升当地文风），更营造了浓厚的社会向学氛围。这些要素的有机结合，构建了 “有竞争但不内卷” 的教育生态，其背后的逻辑对当代教育仍具启示意义。

从制度设计来看，科举的公平性与包容性是关键。宋代 “罢公荐、停公卷”，金代完善四级考试体系，都以制度保障了 “不问出身、唯才是举” 的原则，使寒门学子与富家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。傅卞、张莘卿等非世家子弟的成功，印证了制度公平对教育活力的激发。当代教育应强化教育公平，破解 “教育内卷” 背后的资源垄断问题，让不同背景的学生都能获得发展机会。

从教育结构来看，官学与私学的互补共生至关重要。宋金时期官学承担 “标准化培养” 功能，私学提供 “个性化补充”，形成了覆盖不同群体的教育网络。当代教育应重视民办教育的作用，借鉴私学 “以人为本” 的办学理念，避免公办、民办教育的同质化竞争，让民办教育在特色化、个性化培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。

从教育内涵来看，“德业并重” 的理念值得传承。宋金私学与家学既重视科举应试，更强调道德修养，张氏家族的 “忠孝” 教育、傅氏家族的 “修身” 传统，使人才培养避免了 “唯分数论” 的偏颇。当代教育应回归 “立德树人” 的本质，平衡智育与德育，避免教育的功利化倾向。

宋金山东沂莒地区的教育实践，证明了构建多元化、公平化、内涵化教育体系的可能性。在那个没有 “内卷” 的时代，官学与私学各司其职，科举与修养相辅相成，最终实现了人才辈出与文化繁荣。这种教育生态的构建逻辑，为当代破解教育难题、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。

参考文献

《宋史》《金史》《松雪斋集》